墙裂推荐（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拓展艺术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从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从题材广博、内容丰富的汉画像石到秀骨清相的北朝雕塑，从西北敦煌的精美壁画到南海沉船上的精美瓷器……得益于考古发现，这些凝练了古人思想、情感、观念的艺术遗产，让我们能够感知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脉动。

近年来，艺术考古备受重视，其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信息，通过与艺术史、文献学等多学科的深度互动融合，让古代历史文化呈现出更加全面、立体的图景。重新审视、研究中国艺术考古遗产的独特生命存在性与艺术价值体系，进而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话语和体系，是中国艺术考古研究的理论诉求。

重在研究与人类思维活动有关的观念

艺术考古学是艺术史与考古学交叉研究而形成的一门现代学科形态。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看来，“艺术考古学”这个说法还存有争议，它看起来似乎指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但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有异有同有重叠。艺术史与考古学有许多相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以具体可视的物质为着眼点，都要解决一些相似甚至相同的问题：物件（或艺术品）的时代、用途、作者、组合结构、内涵与属性、意义等。近年中国考古学与艺术史有明显相互靠拢的倾向，考古学家不止于编写发掘报告，还延伸到对历史文化的释读。而新出土材料对艺术史家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一定紧跟着艺术史家的参与。当然，考古学更多侧重于整个活动的前半段，寻找“生”材料并解决其“硬”属性，艺术史家则侧重于后半段，解决其“软”属性。

中国艺术考古研究脱胎于传统金石学，后者主要以存世的古代青铜器与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黄厚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世纪初，随着田野考古学方法在文物遗存调查与发掘中的运用，传统金石学研究得以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艺术考古学研究转型。在他看来，艺术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特定的文化使命。20世纪初，鉴于中国文物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担忧，中国学人在关注与研究这些文物的同时，还发起了一系列抢救与保护中国文物古迹的行动，相关组织主要有“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等。20世纪40年代，为了保护出土美术考古材料，一些有识之士在上海成立了“美术考古资料组”，专门编辑、整理当时调查和出土的艺术考古资料。这是中国学者在“美术考古”名义下保护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学术实践。

进入21世纪，中国艺术考古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学界长期主导中国艺术考古研究的局面。黄厚明说，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丝路艺术考古、胡汉艺术考古、汉藏艺术考古等专题的拓展，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积极发声，为重拾中国学术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汉藏艺术考古研究领域，谢继胜、廖旸等学者大力倡导“汉藏艺术”理论体系，扭转了西方艺术考古界将西藏艺术纳入“印藏”或“印度—尼泊尔艺术”的认知偏见。这为准确理解并构建中国多民族艺术史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艺术考古之所以还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主要由于它在考古学的学科架构中尚处于边缘地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清泉表示，艺术是指人类从古至今的创造性行为及其所留下的产品或成果；而考古是指对古代遗物与遗迹的研究。由于保存至今的古代遗物和遗迹中也包含着各种形态的艺术物品和美术遗迹，所以这类物品和遗迹自然也是考古学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部分。与一般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不同，不同时代的艺术产品往往都承载着浓重的趣味、观念乃至思想因素。因此，艺术考古除了要研究遗物遗迹的物质形态和基本功用外，还要研究其承载的与人类思维活动有关的观念和思想信息。

李松解释到，艺术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是倾向“艺术”的一面——发挥研究者个人的智慧与想象，通过个性化的写作、研究、思维方式，展现独特的创造性思维，而“艺术品”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切入点。二是凸显“史”的一面，强调研究成果的客观知识性、公共认同性、可检验性。前者侧重于观念和主观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证，更接近于考古学。

把握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历史演进脉络

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形象地展现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强劲文化生命力，以及我国文化格局不断由多元聚合于一体的动态历史进程。李清泉举例说，从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南北交流与互动；从龙门石窟和北朝墓葬壁画中，可以窥见以鲜卑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对南朝文化的追慕以及胡汉民族之间的渐趋混融；从青州佛教造像的风格特征，可以获知公元6世纪中国经由南海周边国家与印度之间保持着密切往来；从大量宋辽金元壁画墓中，更可以看到10世纪以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密切互动与水乳交融，以及他们为形塑和建构一个近世中国所付出的努力。

中国考古的每一次新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学理认知。李松告诉记者，20世纪以来，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物质材料（包括考古发掘）的重要性冲淡了以往唯历史文献为正宗的史学方法，物象与文字互证互补互疑；二是汉文化与周边文化及异域文化的互动成为一个重要观察角度。中国历史（包括艺术史）由此得以重写、补写甚至改写。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其重要性不在于给已有的普遍共识再加一条证据，而在于“这一个”的独特价值。

李清泉说，正是这些考古发现，构成了中华艺术与文化的宏大历史叙事，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个多民族国家艺术与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兼容互动性和强大凝聚力。

相对于历史文献材料，艺术考古研究主要聚焦于视觉艺术材料。视觉艺术有自身的文化逻辑和形式结构，剖析其形式系统与意义系统，正是中国艺术考古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的重要表征。在黄厚明看来，中国艺术考古遗产是华夏民族连绵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承载并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认知、历史记忆、情感信念与精神血脉，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活水源头。在他看来，华夏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彼此交往、相互学习、同心聚力，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艺术考古遗产见证了我国文化格局从多元聚于一体的历史进程。史实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动力，并不取决于地缘和血缘因素，而是取决于心居何处，这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从文明史的立场理解和阐释中国艺术考古遗产，可从中领略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逻辑进程及实现方式，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历史、人文的视野。

系统梳理阐释中国艺术传统

中国艺术是活的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文化品质，其关注生命存在的宇宙观、艺术观，既是中国艺术价值体系的本质与核心所在，也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黄厚明认为，从学理上系统梳理和阐释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价值、机制及理论话语体系，用考古和人文的眼光审慎地建立起中国艺术的“正脉”与“正传”，突破西方学术话语笼罩在中国艺术考古研究领域的理论迷雾，是新时代中国艺术考古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与理论诉求。

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视觉传统，不同于西方，中国有独具特色且历史悠久的视觉传统、视觉逻辑与理论体系。艺术考古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现和揭示不同视觉文明各自不同的文化意义。黄厚明认为，中国艺术考古的历史叙述框架，大多按照艺术品物质形态进行分类描述，我们对其中的视觉语言、视觉逻辑及其视觉机制，仍然缺乏足够的分析和把握。他主张借助图像媒介和知觉理论，将视觉考古材料和音乐舞蹈戏剧材料纳入图像脉络中进行通观，以此建构中国艺术史的完整形状。视听艺术也是中国艺术考古遗产最为重要的表征形式。将视觉与听觉进行关联性考察，不仅可以深入探讨视觉与听觉之间的通感问题、共情机制及其存在方式，也为研究者从礼乐文明立场发掘中国艺术考古遗产独特价值提供了重要契机。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有些年轻学人拿流行的新概念在中国艺术仓库里找材料，其得到的结论当然只是论证了别人观念的普遍正确性，至多完成了“照着说”的工作，与“接着说”还有较大距离。在李松看来，中国考古出材料，西方学者出认识，再反馈到中国出“新意”，这个现状必须彻底改变。西方有益的学术成就固然值得学习借鉴，但“国际化”不是目标，只是建立某种“文化互动圈”的一种途径而已，历史与现实的中国本身就是“理论富矿”，中国学者不能只是提供初级“矿石”，我们需要深加工，出精品，出标准。要在中国悠久传统基础上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中国学者独特的感受力和文化智慧。李松表示，艺术和考古的高度，取决于讨论的深度。我们比古人有更开阔的视野、更便利的交流途径、更有效的技术手段，一定能够产生适合中国土壤的新的艺术史理论和考古学。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数千年的发展文脉从未间断，这便是中国考古学得天独厚的优势基础和有利条件。在李清泉看来，艺术考古在中国应运而生，回应了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切实需要，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所以，如何构建该学科方向的理论体系，显然是一个值得集思广益、不断深入思考、不断悉心探索的大问题。未来，中国的艺术考古学者应该以考古发现的美术材料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的方法作为科学获取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必要手段；以美术史等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作为学科的基础，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等学科之间，建构跨学科的理论体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杰